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發表于《中國應用法學》2021年第6期

[摘  要]

法治化是優化營商環境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司法保障是推進營商環境法治化的必由之路。在國家科學頂層設計和最高人民法院各項政策的引領下，地方各級法院為法治化營商環境的推進提供了強有力的司法保障，并取得了顯著成效。鑒于法治化營商環境的推進是個漸進過程，還需要從商事審判保障、民事審判保障和刑事審判保障三方面下足功夫，才能實現法治化營商環境之司法方案的全生命周期。

[關鍵詞]

法治化；營商環境；多元化糾紛解決；司法保障


2020年1月1日，《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施行，為優化營商環境的各項工作指明了方向，并清晰闡述了其工作過程中各領域改革的具體要求和改革目標。《條例》作為我國乃至世界第一部針對優化營商環境領域問題而制定的綜合性行政法規，它的頒布被視為具有里程碑式意義。這不僅因為其具有對專門領域立法層面的補缺性，還緣于其展現了中國對打造世界一流營商環境目標堅定不移的決心和信心。同時，國務院乘勝追擊，政策頻出，不斷加強對優化營商環境相關改革的關注程度，如2020年接連印發《關于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更好服務市場主體的實施意見》和《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電視電話會議重點任務分工方案》兩項指導意見，明確其在落實“六穩”及“六保”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有針對性地提出具體措施，確定硬性指標任務，以保證改革的重點任務真正落到實處。2021年10月31日，國務院印發《關于開展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工作的意見》，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進一步瞄準最高標準、最高水平開展先行先試，加快構建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營商環境制度體系，持續優化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


一、法治化營商環境之三重意義

“營商環境”的概念由“投資環境”延伸而來，最早源自世界銀行發布的年度《營商環境報告》。該報告將營商環境界定為企業在申請開設、生產經營、貿易活動、納稅、關閉及執行合約等方面遵循政策法規所需要的時間和成本等條件的總和。營商環境通常被稱為“軟環境”，相對于“硬環境”的物質環境而言，主要指政策、制度與法律環境。營商環境的優劣直接影響到一個區域經濟主體發展的活力和企業家投資區位的選擇。2018年3月5日，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科瑞集團董事局主席鄭躍文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把企業家比作候鳥，把營商環境比作候鳥的生長環境，形象地描述了良好營商環境對于企業發展的重要性。法治化營商環境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它能為市場經濟主體開展投資和生產經營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不僅能穩定預期和激發活力，還能優化政企之間的關系。

域外國家對營商環境的研究主要依據世界銀行在《營商環境報告》中發布的數據，研究內容上除對比分析各國或不同地區的營商環境狀況外，更偏向于從政府政策和制度層面，關注探討大環境下中小企業實際的發展狀況，但鮮有研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從城市層面對該問題進行研究。國內學界多將關注的重點集中于從投資環境、稅務營商環境以及創業環境幾個角度對現有營商環境進行評估。且受國家重視程度和近年營商環境真實發展狀況影響，該領域研究多傾向于對某一省份或個別區域進行“個性化”研究，少有文獻從司法保障角度對法治化營商環境進行專門的討論。筆者以法治化營商環境為基點，致力于如何為企業創新、融資以及投資等活動提供更好的司法保障。

（一）法治化的營商環境是貫徹黨關于經濟發展的基本思想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為實現打造國際化、法治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戰略部署，將優化營商環境問題置于重點關注位置。具有開創性的法治化營商環境理念首次被提出是在2013年11月12日。2019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的重要論斷。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的過程中，法治化是營商環境得以優化的必由之路。李克強總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激發市場主體活力，著力優化營商環境”；2019年6月25日的電視電話會議中對如何優化營商環境作出了明確指示；2021年6月2日的電話會議中強調著力打造法治化營商環境和國際化營商環境。

黨和國家對于法治化營商環境的重視度和關注度前所未有，這是我國綜合國力增強、走上世界舞臺的必然。截至2020年，我國在全球營商環境指標綜合排名中已躍升至第31名，連續兩年在全球營商環境改善最大經濟體排名中穩居前十，司法改革成果獲得認可。這是我國根據新形勢下的新發展和新要求，努力優化營商環境所取得的階段性成就，也預示著我國優化營商環境的制度建設即將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二）法治化是優化營商環境的根本途徑

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中的評估指標注重對企業經營有關的法治環境進行評估，營商環境法治化的理念以此為基礎。就優化營商環境自身而言，法治化是不可動搖的底線，堅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治化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市場經濟的發展必須由高質量、高效率的法律規范進行調整。縱觀世界主流市場經濟的發展，無一例外地以成熟的法治作為保障，世界銀行、經濟學人智庫（EIU）等機構研究表明：提高政策、法律的可預見性能使某些區域投資者增加投資的可能性提高三成。市場機制要求法律公開透明，要求政府治理要根據法律效力層級高低來適用法律。市場經濟的繁榮和發展離不開市場主體對于營商環境的信心和預期，穩定、可預期的法治化營商環境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改革完善市場經濟，同時也是在推進市場的法治建設。因為法治經濟和法治社會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有效的法治保障能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推進“放管服”改革的實現。公平公正公開的法治社會是構建良好營商環境的前提，而良好的營商環境也將促進依法治國更好地實現。投資環境的成敗取決于法治環境是否成熟。把通過依靠土地、稅收、人力成本的傳統招商引資模式轉變為通過打造法治化營商環境來招商引資的新時代模式。唯有讓企業和企業家感受到法治的力量，才能增強他們投資的信心。

（三）法治化營商環境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

法治化的營商環境是根據市場經濟的現實要求，在政府、企業、市場和社會四個主體之間營造出廉潔高效的、與市場接軌的、寬松優惠的、公正安全的以及包容開放的法治環境的總稱。

樹立政府是公仆、管理是服務的理念，提高政府各職能部門為經濟建設服務的能力，讓投資者和企業滿意；在全社會營造出重商、親商的濃厚氛圍，吸引和聚集更多的資金流、信息流和商業流；制定和完善一系列政策，著力于基礎設施建設、農業化經營、工業結構調整、招商引資、促進民營和個體經濟發展等方面的規范與保障，創造公正有序的市場秩序，同時，法治化的營商環境也能解決當前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如實體經濟活力不足，結構性、體制性矛盾突出，經濟發展后勁并未充分顯現等。

鑒于實踐和理論研究的需要，本文立足中國實際，擬對法治化營商環境之司法保障服務的現狀和不足進行系統考察進而提出完善的基本路徑與解決方案，以期對我國優化營商環境有所裨益。


二、法治化營商環境司法方案之現狀與思考

國務院對優化營商環境首次頂層設計是在2019年10月22日；2021年10月31日再次為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進行頂層設計。為法治化營商環境保駕護航、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法院也配合頂層設計作出相應改革，并取得顯著成效。根據世界銀行的評定，作為10個一級參評指標的“執行合同”指標專門針對民商事司法制度與法院工作質效進行評價，而我國在這一指標上躋身全球前五名，其中，體現司法制度與工作機制的“司法程序質量”指數更是獲得了滿分18分中的16.5分，排名全球第一。“辦理破產”和“保護中小投資者”兩大指標排名均大幅提升，其中評價市場救治退出機制與質效的“辦理破產”指標排名上升10位，位居全球第51，評價在投資者發生利益沖突時法律對中小投資者保護力度的“保護中小投資者”指標排名上升了36位，位居全球第28。

（一）主要現狀

1.最高人民法院政策引領

發布司法文件和指導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主要方式。2017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針對為優化營商環境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首次發布司法文件，至今印發相關司法文件共22件，其中22項司法文件聚焦于金融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全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加大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懲治力度、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規劃、推進破產案件依法高效審理、保障管理人在破產程序中依法履職等方面，為法治化營商環境優化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撐，并指引著地方法院更好地為地方法治化營商環境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同時，16個指導案例中第78號和第79號涉及市場壟斷支配地位糾紛、金融糾紛，第95號涉及金融糾紛，其他的都是關于知識產權糾紛。最高人民法院使用案例指導制度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解決“同案不同判”，統一法律適用，在立法和司法實踐層面具有多重價值，并發布了關于案例指導制度的司法文件。指導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范圍內的判例中選取，被選取的案例，應當具有既判力和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地方各級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案件的基本事實和法律適用與指導性案例相類似的，應當參照適用指導性案例的相關裁判要點。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優化營商環境的16個指導性案例，是為法治化營商環境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有效方式之一。

2.地方法院亮點紛呈

實行聯動機制、發布典型案例、構建糾紛一站式解決平臺是地方法院為法治化營商環境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多樣化方式。實行聯動機制以吉林和湖北為例，2020年6月23日，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召開法治化營商環境專項行動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強調通過推動破產府院聯動機制建設等外部保障機制，以提升破產審判質效。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出臺《營商環境問題投訴聯動工作辦法》，進一步暢通市場主體反映審判執行工作問題渠道，縮短了破產案件的辦案周期。在破產案件中，由于破產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工作，需要聯動司法、行政、社會各界力量的有效參與，方能縮短破產案件的辦案期限和減少破產費用，有助于法治化營商環境的進一步優化。北京和廣東則以發布典型案例助推法治化營商環境的有力提升。構建糾紛一站式解決平臺的有上海、海南等省。此外，福建法院以發布行政案件司法審查報告等方式來持續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等等。

3.各級法院融入智慧元素

進入“互聯網+”大數據時代以來，人工智能已經成為無法回避的社會現實。從在線訴訟到互聯網法院的誕生，再到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過程中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智慧元素的應用，體現出智慧元素的融入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關系到法院在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過程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程度。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紛紛增大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投入，以加大智慧元素的含量，提升審判質效，推進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北京和上海兩地法院大力推廣“無紙化網上立案”，法院在線訴訟平臺均可實現網上立案、交費、送達、開庭、閱卷等多項功能，并不斷拓展在線調解、電子送達等一站式訴訟服務功能。近年來，山東省濰坊市濰城區人民法院對標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對標人民群眾和市場主體需求，切實找準司法服務保障的切入點、結合點和著力點，公正高效便捷解決民商事糾紛，深化營商司法改革與實踐，增強市場主體訴訟獲得感與法治體驗感，努力為企業解紛清障，為群眾解紛解絆。

（二）深度思考

毋庸置疑，司法服務和保障功能的充分發揮有利于推進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建設，但經過全面考察，有以下三個方面值得深思。

1.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

總體來看，我國各種糾紛解決機制發展不平衡，訴訟與仲裁發展較快，日臻成熟，調解卻發展較慢。人民調解在一定程度上放緩，社會團體、自治組織、行業協會、營利性機構、律師調解以及私營的調解機構更是處于起步階段，較之域外國家有一定差距。商事多元化糾紛化解機制專業化不足，尤其是金融等特殊行業。糾紛解決機制的社會化程度不夠，社會化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相對稚嫩和單一，尚未建立起可以覆蓋各主要業態的行業性和專業化的調解機制。此外，因商事交易模式的復雜化與新型爭議形態的涌現，對我國的仲裁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國際商事仲裁領域中新制度、新程序沒能在我國現行的仲裁法體制下得到有效解決。

目前，我國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機構普遍存在計劃經濟的痕跡，存在地方或部門所有、條塊分割等問題，機構數量過多、標準不統一、機構資質良莠不齊等情況，既浪費資源，又造成調解仲裁服務的無序競爭。一些企業不愿意協議選擇中國的調解、仲裁機構管轄，對國內的調解、仲裁機構缺乏信任。外國仲裁機構目前尚不能在中國仲裁，盡管有上海等城市開始試點，但效果好壞并不能在短期內呈現。專業資源尚未對商事糾紛的解決提供支撐，法律顧問的重要作用尚未被充分發揮，法律顧問咨詢還不是商事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環節，征求法律顧問的意見與建議尚未作為必經程序；商事糾紛多元化解相關的法律法規條款缺乏透明性和可讀性，相關法律法規執法不夠精準，缺乏指導性案例，削弱了公眾對法治環境的穩定預期。

2.對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有待持續加強

知識產權對于促進本國研發創新和吸引國外投資具有重要作用，知識產權保護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提高經濟競爭力的最大激勵。但目前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尚存在諸多短板。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發展研究中心2021年10月發布的《2020年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狀況評價報告》顯示，在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方面，民事審判保護指數權重分是3.33，而行政審判保護和刑事審判保護權重分數僅為1.67。另外，知識產權侵權案件頻發且追責難度大。以高科技產品為例，一經被發布，被仿制、抄襲的風險極大，甚至有時會發生群體侵權、惡意侵權等行為。

由于我國幅員遼闊，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使得公眾對于知識產權的認知有差異。例如，經濟發展較慢地區的公眾對知識產權認知較弱，基本不了解知識產權保護法規，缺少知識產權方面的實際技能，不能分辨正版產品相關標志和證書是否有合法來源，也就缺少對仿冒商品的防范和打擊意識。此外，我國對知識產權專業領域的專門人才的培養還處于上升期，專門人才的數量有一個持續增加的過程，對公眾知識產權的教育和宣傳需要專門人才的引導，也就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為此，公眾對于知識產權的意識是從無到有、從薄弱到強化這樣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國對于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也處于發展完善階段，從設立知識產權法庭到設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地方各級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引領下，正積極地向前進階。但這個向前發展完善的過程向法官提出了挑戰，例如，由于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具有客觀性和不確定性雙重特點，在確定知識產權賠償數額時，既要力求準確反映被侵害的知識產權的相應市場價值，又要考慮侵權行為人的主觀狀態，實現以補償為主、以懲罰為輔的雙重效果；在運用證據酌定實際損失和侵權所得的裁量性賠償方法時，這不僅需要引導當事人對損害賠償問題積極舉證，進一步提高損害賠償的合理性等，還需要法官具有知識產權的專業知識，更需要把握好當事人的心理和促使其予以積極配合，方能更好實現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3.對民營企業的保護有待進一步強化

近年來，民營企業涉訴案件占比大，并逐年增多，不少民營企業官司纏身，涉訴法律風險比較突出。其中所涉民事案件大多被施以刑事手段干預，其財產權等各項民事權利受到非法侵害。張文中案、顧雛軍案等是因受到干預使經濟糾紛變刑事案件的典型。實際上，還有諸多類似的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正遭受著干預。民營經濟和地方經濟受到干預，給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造成嚴重不良影響。司法審判過程冗長、效率不高，因訴訟拖延影響企業生產經營；民營企業家在協助紀檢監察機關審查和調查時，其人身和財產等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偵查機關無視法定程序，隨意采取查封、扣押和凍結措施；在違法所得、其他涉案財產與合法財產之間不作嚴格區分，對企業法人財產和股東個人財產區分不明晰，涉案人員個人財產和家庭成員財產定位不清晰；對糾正侵犯民營企業與企業家人身財產權的冤錯案件沒有做到持續性的甄別。

對民營企業保護意識匱乏以及保護措施不到位是主要原因。我國由于經濟體制改革前很長時間處于計劃經濟時期，整個社會深受“姓資姓社”傳統觀念的影響，以國營經濟為主、民營經濟為輔的觀念根深蒂固，忽略了民營經濟已經發展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新的增長點的事實。將民營經濟置于“拾遺補闕”的位置，其觀念一時難以扭轉，對民營企業保護的意識淡薄。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現階段的民營經濟不僅是推動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同時也是市場經濟多年發展的重要成果之一。但由于國家對民營企業的保護意識不強以及保護措施匱乏，致使民營企業在現實經營中如遇融資、轉型等方面問題時，法院的實際解決效果并不理想，司法職能履行不佳。


三、我國法治化營商環境司法方案之三重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人民法院在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方面大有可為。早在2017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就發布了《關于為改善營商環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此后陸續分地域、分類型地對優化營商環境提供司法保障作出了眾多相應意見，發揮了積極的引領作用。當下我們的重要任務是通過充分發揮民商事、刑事審判的職能，依法保護以民營企業家為主的企業家的人身財產安全，深化對經濟新業態的研究，服務創新驅動發展；站在時代和全局高度，運用司法手段積極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努力打造誠信規范有序的市場環境、公正高效的法治環境，使我國領域內的各種市場主體在每一個環節都真切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

（一）商事審判保障

在2019年7月3日召開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提出了民商事審判“以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為重心”的總體思路。營商環境實質是一種司法環境，實現高效、公正的司法環境是法治化營商環境的題中應有之義，旨在以經濟平等為出發點對各商事主體進行保護。

1.強化專業資源對商事糾紛解決的支撐

法律知識是商事糾紛解決最基本的專業資源之一，通過法律知識的專業判斷，可以選取適合商事糾紛的解決方式。為使專業資源最大限度地為商事糾紛解決提供支撐，首先，要充分發揮法律顧問的重要作用。將法律顧問咨詢作為商事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環節，以及征求法律顧問意見建議作為必經程序固化下來。其次，要強化法律法規條款的透明性和可讀性。探索推進法律法規執法的指導性案例，強化精準執法，以增強社會對法治環境的穩定預期。最后，要積極拓展外國法的查明路徑。在涉外商事糾紛中，外國法是很重要的法律專業資源，外國法的查明對于糾紛解決至關重要。只有讓當事人充分了解外國法查明機制和渠道，保障查明結果的中立性、權威性和可信度，才能更快更好地解決涉外商事糾紛。為此，要充分利用現有外國法查明機構，規范人民法院委托第三方查明外國法程序，方便人民法院和當事人委托查詢。同時，還要加強與外國法查明機構的合作與交流，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探索搭建外國法查明在線工作平臺，提高外國法查明的效率。

2.進一步完善多元化商事糾紛解決機制

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全局性、基礎性、長期性改革工作，也是國內、國際矛盾爭端解決的重要規則機制。就多元化商事糾紛解決機制而言，一是要整合資源。推動設立商事糾紛解決中心，提高非訴訟糾紛解決的專業性、便利性和高效性。二是要融入智慧元素。充分運用科技信息，創新互聯網時代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模式，積極打造商事糾紛多元化解線上平臺。三是要實行聯動。著力推動具備條件的商會、行業協會、調解協會、民辦非企業單位、商事仲裁機構等設立商事調解組織、行業調解組織。推進涉外糾紛調解機制的社會化、市場化和調解成員的國際化建設，進一步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司法機構、調解組織的交流與合作，提升糾紛解決機制的國際競爭力和公信力。

3.探索涉外商事糾紛解決機制建設

為探索涉外商事糾紛解決機制建設，一方面要創新涉外商事審判程序。在優化涉外商事案件集中管轄的基礎上，對涉外、涉港澳臺一審商事案件，事實清楚、法律關系明確的，探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對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為港澳臺民事主體的，要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下探索選任港澳臺居民作為人民陪審員參加合議庭。積極運用專家輔助人制度，利用專家輔助人說明、解釋涉外商事領域專業性規則、慣例等，幫助法官認定事實，嘗試準許外國專家輔助人參與庭審，提升涉外商事審判國際認可度。聘請外籍以及港澳臺人士擔任特邀調解員，參與涉外和涉港澳臺商事糾紛立案前委派和立案后委托調解工作。另一方面要支持商事仲裁制度創新。支持國際商事爭端預防與解決組織落地運營，大力引進國際仲裁機構。我國香港特區和新加坡等城市在這方面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以達到不斷完善國際投資仲裁軟環境。例如，完善仲裁機構和個人的稅收優惠；完善簽證制度，實行免簽證制度。開展境外仲裁和調解機構入駐試點，吸引國際投資仲裁機構集聚，拓展仲裁服務。2021年7月30日，司法部公開發布了《仲裁法（征求意見稿）》，提出了“專設仲裁庭”，也被稱為“臨時仲裁”。實際上，在公布《仲裁法（征求意見稿）》之前，已有仲裁機構在實踐中使用臨時仲裁。臨時仲裁制度不由仲裁機構仲裁，程序較為靈活，很適合在國際商事糾紛中使用。“臨時仲裁法律制度是衡量一國或地區商事糾紛解決機制是否健全的重要指標之一。”

（二）民事審判保障

營商環境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的重要軟實力，也是核心競爭力。優化營商環境就是解放生產力、提高競爭力。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優化營商環境工作，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出臺司法解釋及司法政策、強化民事審判執行破產工作、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等方式，充分發揮司法職能作用，為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提供有力的民事司法保障。

1.強化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

當前，我國正在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知識產權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性資源和國際競爭力核心要素作用越發凸顯，對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為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重大決策部署，最高人民法院于10月29日，正式對外發布了《關于加強新時代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為知識產權強國建設提供有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為做好該項文件的貫徹落實，還應從以下四個方面進一步強化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一是發揮知識產權保護臨時措施的制度效能。依法妥善運用行為保全、證據保全、制裁妨害訴訟行為等措施，迅速保護權利，獲取證據，提高司法救濟的及時性和有效性。二是確定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的裁判原則。以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為參照確定損害賠償，堅決制約侵權行為。對情節嚴重的惡意侵權行為實施懲罰性賠償，由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提高知識產權侵權成本。三是從審判程序上保護知識產權。正確把握懲罰性賠償構成要件，加大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力度，合理運用證據規則、經濟分析方法等手段，完善體現知識產權價值的侵權損害賠償制度。制約侵權行為，規范司法行為，依法保護知識產權。四是，提升知識產權法院的案件處理效率，強化專業人才的配置。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隊伍的專業化培養和職業化選拔，健全知識產權審判人才培養、遴選和交流機制，加強高素質專業化審判人才培養，健全知識產權專業化審判人才梯隊。

2.完善破產案件的司法保護

根據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評估體系，優化破產法框架，提高破產審判的有效性是提升營商環境的重要途徑。破產法框架更是涉及國家立法和司法制度的問題，為此，要完善破產案件的司法保護，以下兩點應當實現：首先，強化破產制度體系建設。探索破產案件“繁簡分流”機制建設，優化程序時限和效率；推動有條件的基層法院設立專門的清算與破產審判庭，推動破產管理人隊伍專業化建設。此外，針對頻發的互聯網金融案件，探索建立金融消費者、投資者權益保護體系。其次，建立規范高效的破產程序。一方面通過設置破產程序時限來提高破產程序效率，印度在2016年頒布的《破產法》中規定了破產程序的時間限制，墨西哥的《破產法》則縮短了破產重整程序展期的時限。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破產重整程序，促進債權人參與。在“辦理破產”上表現出色、回收率高的經濟體中，普遍采取了破產重整程序。有調研顯示，如果債權人在破產程序中未能得到法律保護，將不利于債權人在未來再次向企業提供資金，從而阻礙信貸市場發展。因此，應在破產程序中保護債權人權益，促進其參與。

3.加強民營企業救治和退出的司法保障

民營經濟作為非公有制經濟的一部分，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化和發展。首先，完善破產程序啟動機制和破產企業識別機制，及時受理符合立案條件的民營企業破產案件。其次，充分發揮破產重整、和解制度的特殊功能。促進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和民營企業的轉型升級，幫助和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要求的民營企業恢復生機，重返市場。對于產能落后、“無產可破”的民營企業，積極引導其依法有序退出市場，實現優勝劣汰。有學者提出了預重整制度，作為重整制度的補充。對于破產重整制度背后的衡平理念要有充分的認識。我國雖然引入了破產重整制度，但對于重整計劃的正常批準和強制批準規定都過于原則，其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很好地理解英美法系中的衡平法理念，不能以犧牲公平和正義為代價，法官應當在“良心”和法律規范的基礎上行使自由裁量權。最后，充分利用破產工作府院協調機制，統籌推進民營企業破產程序中的財產處置、信息提供、維護穩定等工作。我國法院主導下的破產程序，是以司法權力控制破產程序中資源配置的走向，是從過去政府高度參與，轉為引導政府以積極方式適當參與破產審判中對行政性事務的處理。這樣能以更為科學和高效的方式處置破產財產，對破產管理人的財產處置和方便企業經營的行為提供支撐，有利于在破產程序中維穩。

（三）刑事審判保障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精準把握司法的力度和溫度，最大限度減少司法活動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的影響，是營造一流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具體要求。在服務營商環境過程中，要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不斷提高法治化營商環境服務意識和水平，破除機械辦案桎梏，將刑事審判工作融進中心融入大局，推動優化營商環境工作走深走實。

1.依法嚴懲知識產權侵權

嚴懲侵權是對知識產權最有效的保護。一方面要進一步推進知識產權侵權制度建設。加大對于知識產權虛假訴訟、惡意訴訟等行為的規制力度，完善防止濫用知識產權制度，規制“專利陷阱”“專利海盜”等阻礙創新的不法行為。另一方面要調整知識產權刑事審判的程序。例如，優化知識產權刑事自訴程序，充分保障知識產權權利人合法權益。遵循罪刑法定原則，按照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要求，正確把握民事糾紛和刑事犯罪界限，依法懲治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充分發揮刑罰威懾、預防和矯正功能。

2.貫徹民營企業及相關人員平等的刑事保護政策

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健全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法治環境”的政策目標，就是為了更好地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改革和完善影響民營企業發展的制度和機制。將這一政策目標在刑事法制中予以貫徹，就是要健全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刑事法治環境，為民營企業提供同等的刑事法制保護。實現這一目標，應完善相應的刑事法律制度和機制。首先，構建更加科學合理的企業家合法權益保護機制。建立多部門協同的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銜接機制，暢通侵害企業家犯罪案件救濟渠道。高度關注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職務侵占、挪用資金等非法侵害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的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其次，在刑事審判工作中，打擊重點行業、重點領域涉黑惡犯罪。嚴懲破壞市場經濟秩序、損害民營企業和企業家權益的犯罪，同時準確甄別刑事犯罪與經濟糾紛，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等法律原則和制度，堅決防止將經濟糾紛當作犯罪處理，堅決防止將民事責任變為刑事責任。

3.全力維護社會穩定以推進法治化營商環境

營商環境的好壞是個動態變化的過程，社會環境、政治風氣、法治氛圍、工作重心轉移等各方面因素都有可能對其造成很大影響。為營造高質量發展的法治化營商環境，首先，依法嚴懲嚴重暴力犯罪和多發性犯罪，維護安全穩定的社會治安秩序。依法審理侵吞、挪用重點工程項目資金和企業資金等犯罪案件，維護清正廉潔的發展環境。其次，依法嚴懲濫用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過程中寬松的監管政策而實施的非法集資、洗錢、逃匯、金融詐騙等犯罪，維護良好的金融秩序。最后，嚴格把握刑事政策。準確區分虛報注冊資本、合同詐騙、非法經營等行為罪與非罪的界限。依法懲治影響營商環境的走私、騙取出口退稅、侵犯知識產權跨境犯罪，以維護良好的市場環境。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傳統招商引資模式中的特殊照顧與額外補貼等政策治標不治本，長遠來看終將對整體的營商環境產生惡劣影響。在進入新時代的今天，營商環境的優化必須高度重視法律的作用，經過長期的不斷探索與完善后，應充分發揮司法在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過程中的保障作用。而且，其司法保障應當是全方位的保護，涉及民商事和刑事審判，涉及訴前、訴中和訴后。要以一流的司法環境作為法治化營商環境的標志，營造國際化、法治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讓投資者安心放心，推動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把我國打造為世界一流營商環境的新高地。